2022年10月15日，一场主题为“撰写文学史的挑战”的学术讲演会通过线上平台展开。会议由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担任主持人，张隆溪教授发表了同名主题的演讲，并就相关问题与复旦大学郜元宝、王柏华，苏州大学的季进，香港城市大学的张万民等学者进行了深入对话。
张隆溪教授的著作《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由三联书店于1986年问世。
在讲演过程中，张万民教授评价道：“我和张老师长期保持着联系，在他身上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精神，那就是对西方的主流理论始终保持着批判性的审视。他深入到西方文学理论的核心地带，最终又从中脱胎而出。……（《学术月刊》2023年第1期）。”
“脱胎而出”这样的表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6年，《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的问世标志着张隆溪教授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入解读；2005年，他又推出了英文著作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2005）。前者系统梳理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后者则聚焦于西方诠释学的探讨。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的出版，或许正是张隆溪教授“深入西方文学理论核心地带”的体现？
但是，张教授“脱胎而出”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他的文学观念是否与西方文论存在隔阂？他对西方的种种文论主张是否完全排斥？如果并非如此，那么他是如何吸收和融合这些理论的？
一些西方学者对“讽寓解释”提出了批评，他们强调文本字面意义的重要性，主张阐释活动必须建立在字面意义的基础之上。
张隆溪教授认同西方学者对“讽寓解释”的质疑态度，那么，对于西方学者“以字面意义为基础”的观点，张教授持何种看法？他在探讨“文本本意”时，其思想根源来自何方？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域外理论在中土焕发新的生机
张隆溪教授在《过度阐释与文学研究的未来——读张江〈强制阐释论〉》（刊载于《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第17-25页）一文中，以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为分析起点，反思了当代文学批评中外出理论过度扩展、文本本体被忽视的现象。
张教授的论述首先指出，从20世纪起，文学理论的快速演变虽然在拓宽批评的视野，但也使得批评越来越依赖外部理论框架，将文本视为验证既定结论的素材，而忽略了文本本身所蕴含的审美特质与意义可能。
张隆溪教授在文中赞同张江的观点，并对“强制阐释”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概括，强调“强制阐释”主要体现在：偏离文本自身的语境，借助先验立场和模式对文本进行强加式的解读，因而形成了“场外征用”和“主观预设”等典型特征。
概括来说，张江的批判直指当代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的“理论先于文本”“结论先于分析”的问题，即批评者往往不是从文本自身出发，而是以固定的理论或意识形态作为出发点，将文本置于理论的分析之下进行剖析。
《强制阐释争鸣集》
结合张隆溪教授对“过度阐释”的阐释（张隆溪《略论“讽寓”和“比兴”》，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可以理解“过度阐释”较多表现为在文本内部不断扩展、延伸，意义不断发散；而“强制阐释”则针对“场外（理论的）征用”，即用外在的理论或意识形态框架对文学文本进行强制性的解读，使文本沦为哲学、政治或社会议题的证据。
简而言之，张江的批判聚焦于“场外理论对文本本体的控制”上，从而在概念上强化了“强制阐释”的警示作用。
可以这样理解：“讽寓解释”，是在文学文本中释放出“附加”的内涵，而所谓的“强制阐释”则是将外来理论施加于文学文本之上（张江本人对“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的见解可见于《阐释的张力》第8页）。
需要关注的是，张江的关注点是“理论”（某些批评者借助文本证明理论、强化理论本身），尤其批判“非文学（场外）理论”对文学文本进行非文学层面的解读。
张江主编了《阐释的张力：强制阐释》，这一著作集中体现了他对“理论”在文学批评中作用的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