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配图-1
北京京剧院演出的京剧《恶虎村》剧照 孙觉非 摄
京剧《连环套》资料图片
京剧武戏，其核心在于演员的肢体表达，堪称艺术的极致呈现。这种表演形式承袭了古代“武舞”的精髓，同时饱含着情志寄托的深意。京剧武戏剧本专为“武”而作，专门为了烘托“武”而生成的文本，具有“场上文学”的鲜明属性。它既讲述人与事，也探讨情与思，既关乎京剧武戏的艺术特质，也揭示其内在规律，承载着京剧武戏的本体追求与艺术梦想。它的形成方式富有活态特征，融合了丰富的舞台元素，比如开打套路、群体调度、曲牌锣鼓等，因此剧本显示出极强的实用性与武戏个性。卓越的武戏剧本，与行当功法、程式技巧等，都是京剧武戏艺术创作实践的成果，集中展现着京剧武戏的个性特征和精神风貌——它善于运用武戏的独特手法，以轻松愉悦的态度、审美的心态，让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情感表达都立体出现在舞台上；通过对文武结合、歌舞交融的高度融合，彰显先秦时期“诗乐一体”“乐舞一体”的传统，最终都达到抒情言志的文学目标。由此可见，我们对待武戏剧本的认识，绝不能被文辞美丑、内涵深浅所局限，更不能拿这些标准来评判其高下。
2026年前半年，京剧武戏《恶虎村》在北京演出多次，不同院团、不同年龄段的优秀演员倾心演绎，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这股热潮背后，既有观众始终不变的喜爱，也有演员对剧目和功法的坚守，还得益于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扶持。不过，在近些年业界越来越重视戏曲行当建设、重视武戏人才培养的情况下，关注点不应仅停留在表演层面，还应该深入思考武戏内在的艺术规律，包括对武戏剧本的特别关注。那么，武戏剧本应该如何创作呢？或许，《恶虎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恶虎村》最早由清末嵩祝成科班武生杨振纲根据小说《施公案》编排，但反响平平，后来由师兄沈小庆重新改编，才广受好评。此剧问世后，历代武生名家不断打磨、精益求精，其中不乏大胆创新、勇于改革的艺术家，但剧本始终没有做过大规模调整，都是在原有基础上对表演进行丰富。至今舞台上演的《恶虎村》，全剧的主旨、情节设计、人物形象，以及场次安排、开打场面，都保持着初创时的样子。上世纪30年代，名编剧陈墨香就称赞《恶虎村》一剧“人莫能增损”。它的优秀之处在于结构舒展、张弛有度、文武场子自然过渡、节奏灵活多变；丰满立体的人物、跌宕起伏的剧情与精致美观的身段、独特别致的开打融为一体；全剧“因戏而打，打中有戏”，实现了文学叙事与武戏表演的高度和谐。这些长处，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京剧武戏的文学观念，还可以从中学习剧本创作的技巧与方法。
套数严谨，要看“打”出叙述性与整体感
京剧武戏里的“打”，并非单纯的武术展示，而是与“唱”“念”“做”并列的舞台语汇，四大功法齐备，都是为了铺叙剧情、塑造人物、抒发情志。擅长编排京剧武打的老教师何金海曾说：“武打场子必须是情节与技巧相结合，不能随意打斗。”
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京剧武戏形成了表意明确、形式固定的“套数”“档子”，用来呈现各种交战场面。“套数”与“档子”是京剧武戏的核心表演程式，也是“打”这一舞台语汇中标志性的艺术要素，虽然表演时没有台词、不见文字，但依然具备叙述性和整体性。
《恶虎村》的“开打”“档子”设计精妙丰富，没有采用常见的“一线到底”式结构，也不靠增加人数、提高难度来吸引观众，而是布局错落、变化多端，演员的表演也很有层次，整体呈现出卓越的艺术品质。这源于剧本成熟的构思：其一，剧本具备强烈的场面意识，为“开打”精心设置了叙事环节。其二，通过剧情为“开打”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戏剧情境。其三，当剧情层层铺垫，矛盾积累到非用武力解决的地步时，场面立即推进，绝不拖泥带水；特别精彩的是，剧中“开打”与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