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树，你父亲恐怕熬不过今晚了，你赶紧回国见他最后一面吧。”
姐姐这样叮嘱我的时候，我正在迪拜签署一份价值三千万迪拉姆的酒店用品合同。
十二年前，父亲蒋庆顺把我送到迪拜闯荡，为此把农机修理铺抵押了出去，替我筹备了五万元路费。
后来，我做到了贸易公司的老板，还先后娶了玛丽亚姆、胡达和努拉三位当地妻子。
然而，当父亲突遭脑出血时，我连夜飞回，在病榻前守护了三个月。
期间，仓库账目开始混乱，合同迟迟没到手，就连怀孕的努拉，也总在视频通话时避开我的镜头。
父亲情况好转后，我没通知任何人，独自一人返回了迪拜。
01
“到了迪拜，赚钱是好事，可千万别碰违法的事。”
父亲蒋庆顺送我去车站时，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母亲离世七年，妹妹还在上学。父亲用农机修理铺的收入养家，为了凑出五万元路费和中介费，他不惜把店铺抵押了。
我以为迪拜遍地高楼和富豪，下飞机后才知道，等待我的，是一间八人合租的小屋，位于国际城附近。
中国老板姓郭，在龙城旁边租赁了仓库，专门做灯具和卫浴五金生意。
“别闲着，先把这批花洒搬下来，下午还得送货。”
仓库里没有空调，集装箱门一打开，热浪扑面而来。我和几个工友钻进去核对货物，有人讲英语，有人讲阿拉伯语，听不懂就用手势交流。
除了搬运货物，我还跟着郭老板送货。客户临时更改地址是常有的事，有时开车一半，对方又让改到别的工地。
一次，我们给一家小酒店送去壁灯。经理拿着坏掉的样品说：“这个型号，只要三十套，能不能补？”
郭老板看了一眼，摇头说：“太少，国内工厂不会做，至少要一整柜。”
经理眉头紧锁：“整柜我用不完，坏掉的房间总不能空着。”
回去的路上，我问：“能不能从别的商家那里凑一些？”
郭老板摆摆手：“这种单最麻烦，跑三家店也赚不了几个钱。”
这句话我牢牢记在了心里。
后来每次送货，我都记下客户常问的型号。门锁、花洒、壁灯、浴室挂件，我按品牌和尺寸做了表格，还把中文说明改成简单的英文。
两个月后，沙迦一个承包商急着要一百二十套浴室五金，要求七天内送到工地。
郭老板不肯拆单，我下班后跑了三家中国商铺，分别凑齐毛巾架、纸巾盒和淋浴配件，再重新配成一百二十套。
交货当天，对方付清货款。我扣除运费和人工，净赚了两万多迪拉姆。
我给父亲转了两万元人民币。
他打电话过来问：“你没做什么危险的事吧？”
“没有，我只是把别人不想要的货凑到一起。”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钱要慢慢挣，别着急翻身。”
半年后，我辞去了工作，在国际城租下一间小办公室。没有展示厅，桌上只有样册和几套门锁。
前两个月订单很少，我白天跑酒店，晚上负责装货，偶尔自己开车送货。靠着几家小酒店的维修补单，我才慢慢站稳了脚跟。
但生意一扩大，问题也随之而来。仓库频繁涨租，大项目还要求必须有本地履约记录。我的中国货价格虽低，却进不了真正赚钱的承包项目。
一次送样品时，我认识了玛丽亚姆。
她替父亲核对一栋服务式公寓的采购，见面就问：“同一批门锁，为什么你的交期比别人短十二天？”
我把三家工厂的排产表递给她看：“我没把所有货压在一家手里。”
她又问：“只差二十套，你也补？”
“型号对得上，我就补。”
我们合作完成了那栋公寓的灯具和门锁采购。结算时，我把成本和运费都列得清清楚楚。
玛丽亚姆看完，把一把仓库钥匙递到我面前。
“拉斯海马有个仓库，可以给你长期用。明晚来我家，我父亲要见你。”
我拿出合同准备谈租金，她却摇了摇头。
我原本以为他们只是想谈长期合作，可一座仓库的使用权，为什么非要把我叫到家里谈呢？
02
“我父亲要谈的，不是仓库租金。”
第二天晚上，我带着合作合同去了玛丽亚姆家。进门后才发现，桌上没有租赁文件，只有几杯茶和一张写着公司情况的纸。
她父亲阿卜杜勒先问我欠了多少债务，又问我打算在迪拜停留几年。
“只要生意还能做，我就会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