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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想象过，假如1941年，日本把全部兵力与资源投入到中国战场，我们的抗战会变得多艰难？是不是真的撑不过去？
答案或许并非如预料般严峻。
若日本未袭击珍珠港，侵华战争或许会持续至1942年秋天，届时日军自身可能就已崩溃。
中国只需稳住战线，仅靠拖字诀，便能让日本力竭而亡。
不少人以为，1941年的日军占尽优势，想打哪打哪。
实则不然，1941年日军已从全面进攻转为战略相持，并非予取予求。
维持现状尚且吃力，想向前推进哪怕一寸都异常艰难。
1941年1月豫南会战，日军调集第3、第17、第40师团及两支独立混成旅团，约6万人，企图围歼河南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
汤恩伯却避实击虚，分散撤退，日军扑空而归。
激战20天，日军伤亡超9000人，31集团军主力未损分毫，最终灰溜溜撤回原防。
同年3月上高会战，日军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率第33、34师团和第20混成旅团约4万人，企图分进合击，消灭罗卓英的第19集团军。
结果孤军深入的第34师团，被罗卓英在江西省上高县一带包围歼灭。
这场胜利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最漂亮的战役，日本战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日军在华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新任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纠集4个师团加4个旅团，约12万人，誓要拿下长沙雪耻。
却被薛岳“天炉战法”打得大败。
日军从新墙河打到捞刀河，鏖战20余天，伤亡逾2万人，终究未能攻入长沙市区，被迫全线撤退。
1941年全年，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发起四场大规模会战，却未占领任何省会，未歼灭任何集团军，未取得任何战略突破。
日本参谋部遂承认，单靠军事手段迫使重庆政权屈服已无可能。
更雪上加霜的是正面战场陷入僵持，日本国内经济也濒临崩溃。
1937年全面侵华首年，日本军费32.7亿日元，占国家财政支出69%。
至1941年，军费开支激增至125亿日元，虽占比降至47.2%，实因国家财政总收入锐减，无法支撑战事。
为继续侵华战争，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发行公债。
1937年，公债发行119亿日元，是军费的3.6倍。
到1941年，公债总额已达373亿，翻了两番。
换言之，支撑侵略战争的钱几乎全靠借高利贷。
这些公债最终由日本民众承担。
1941年7月7日，适逢七七事变四周年，东京各大饭店正式停售米饭，因大米已作为战略物资严格管制。
日本政府还发动“国民减食运动”，号召民众一日两餐减量20%，甚至将萝卜叶、豆渣晒干磨粉混入饭中，称之为“代用食”。
比经济困境更严峻的是资源枯竭。
日本是个贫油国，自给率仅10%左右。
1938年，全年用油约500万吨，自产仅45万吨，余皆依赖美国进口。
1941年7月，美英荷联合对日实施石油禁运。
至1941年8月，日本海军石油储备尚存430万吨；到11月已削减至200万吨。
按常规消耗速率，200万吨仅够用一年半，战事若激烈，半年可能用尽。
换言之，若1942年内战争无法结束，日本的战争机器将自行熄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