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顶上望出去，天空仿佛离地皮更近些了。
最早冒出这个想法，是在上小学那会儿。我蜷在三层楼顶，旁边的竹席上摊着一堆花生晾晒，衣架上挂着几片干海带，铁栏杆间藏着几只麻雀。双手支在后脑勺，舒坦得像是躺在床板上，悠闲地估摸着月亮的高度。即便白天瞧不着它，心里也清楚，月亮就在那儿，被云片缠绕着，悬浮在对流层外面，实际上比夜里看到的星星要小不少。
我长大的那地方是南方小镇，家家户户住着两三层的房子，挨得密密麻麻。整条街的天台连起来，变成一条可以并行的路径。雨后偶尔打扫干净，人走在上面倒是清净。我总爱从这一头跑到另一头，有时还跳过窄窄的巷子到邻近的街道，惊飞几只鸽子，钻过葡萄藤，绕过长满草的沙堆。那不是简单的跑，我觉得自己在低空飞翔，跟地心引力较劲。每一次跳起，都像在尝试短暂地挣脱束缚。
我相当擅长逃避。
可终究还是逃不出月亮上去。地心引力看不见，也摸不着，却时时刻刻把人框住，犹如生活的锁链。年纪到了快三十岁，我发觉自己有十多年光阴耗在读书上。学生生涯比眼下做过的任何工作都漫长。没完没了的考试和升学，也是一种无形的引力，我的一切都围着它打转。我总在摸索着寻找另一种冲破的方式。偶尔会写些零碎的句子，文学是另一座可以让我暂且飞离现实的天台。
课堂上我常走神，一度觉得自己有灵魂出窍的本事，这也是种逃。英语听力课上，老师播放着音轨，我脑海里却上演着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的战争。若克丽奥帕特拉的舰队早点撤退，罗马帝国将走向何方？我畅想着第七银河帝国的覆灭，人、外星人跟机器人间的纠葛。甚至幻想自己是只智能细菌，在老师鼻头的雀斑城安家落户，由于频繁遭遇洗面奶暴雨，正打算搬到耳朵城去。脑洞大开的幻想折磨人，成绩差算不了什么，怕的是像武侠小说里的人物，练功走火入魔最终疯癫。我得把这份躁动封住，而小说恰似个紫金葫芦般的容器。写一段胡言乱语，刻画一个法外狂徒，描绘世界的末日跟下一个纪元的开端，写下现实法则所不容的一切。再荒唐的念头，经过小说这层滤网，都变得说得通。就像我在《我们的我们》自序里说的："写作时我是个医生，用极端的自我宣泄疗救青春期得来的癔症，跟真正的精神病划清界限。"读书的年纪去把虚构的魔法拿在手里，其实和摆弄化学仪器、材料一样冒险，因为容易分不清真实和虚构，一不小心就可能出岔子。如果谎能变成真，真也能变成假，那活着可能等于死了，死了也许就是活着，梦可能对应清醒，清醒或许暗藏梦境，人就会跌进万花筒编织的幻境，永远陷进去。
不过我存着侥幸心理，还是一头扎进了这片危险区域。从高二下学期，我开始创作《我们的我们》这本长篇。起初没想好人物，没搭框架，只是些零碎片段，想到哪写到哪。当时一边摸索写作的门道，一边就动手写了，透着学驾照时直接上路的那种险。我沉浸在众多前辈营造的世界里，马尔克斯笔下的热带雨林也好，村上春树笔下的疏离都市也罢，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构建的命运走迷宫也行……我如饥似渴地游走其中，慢慢找准属于自个儿的表达方式。早期写下的文字碎片与其说是小说组件，不如说是梦境的记录：巨人墓园，末日暴雨，地底城市……这些全像石英砂粒，我扔进大脑的高温熔炉里，反复熔化、拉伸、塑形，最终做成克莱因瓶造型的玻璃，既没入口也没出口，表面镀着金属层，倒映出的不是现实，而是被扭曲了的魔幻版现实。
小说开篇，十七岁的少年N离家出走，半夜潜进一栋废弃的大楼，遇到想轻生的同龄人。他毫无惧色，和死者攀谈，还偷走一张披头士的磁带，去参加巨人的告别仪式，经历匪夷所思的奇幻遭遇。在这少年世界里，命运牌一张张倒下，马戏团传来悲歌，而他踏进迷宫似的电影院，和死神玩起了捉迷藏。我也曾动过离家出走的念头，终究没付诸行动。小说人物恰好装得下现实中的不甘。当然，小说会渲染夸张，把一点水渲染成阵雨，哗啦地盖住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