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立军
姜维站在画作前，下巴不自觉地微抬，并非傲慢，而是颈椎的僵硬让头无法完全低下来。二十年间，药物带来的副作用让他的颈部神经变得格外紧绷。
7月18日，广东某画廊内举办了一场名为“光引者”的展览。空间不大，柔和的灯光洒在十几幅作品上。画中的太阳呈现出绿色，天空渲染着红色，云朵如飘带般舒展。画作里蕴含的活力，强烈得仿佛要将墙壁穿透。
展厅中的画家姜维，22岁被确诊患上了精神分裂症，37岁时失业，父亲也在此后离世，母亲紧接着遭遇车祸导致骨折长期卧床。为了控制病情，他每天需要服用27粒药物。药物副作用严重到让他脖子严重后仰，行走都变得困难。
一度，前路似乎被彻底堵死。姜维拨通了导师赖圣予的电话，请求的不是经济上的帮助，而是身后事的安排：“老师，如果我不在了，你能帮我照顾妈妈吗？”赖圣予陷入了沉默。
几天后，他回复姜维：“你好好活着。没人会购买你的画，我买。我买你一辈子的画。”
这个承诺最终通过满墙的画作在展厅中实现。姜维眼前的道路，也在逐步展现出希望的光芒。
▲2024年，姜维作品《东北大地》。受访者供图
绿皮火车上的追梦者
姜维作画时，习惯性地盘腿而坐。双腿弯曲，上身微微倾斜，背部形成一道弧线。画板倚靠在椅脚斜放，周围散布着大小不一的丙烯颜料罐。他从不用调色盘，直接将笔尖伸入颜料罐中蘸取颜色，然后迅速涂在画布上。
他不进行草图绘制，脑海中并无预设的构图，信手拈笔，想到什么就画什么。他作画时，整个人显得十分宁静——肩膀放松，呼吸轻浅，目光专注在笔尖与纸面接触的瞬间，常常一画就是大半天。二十年来，只有在绘画时，他才不会感到背部的疼痛。
2006年，姜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大三。有一天，他突然在学校操场上裸跑，口中说着一些无法理解的话语。母亲从辽宁本溪的老家赶来，带着他前往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最终被确诊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确诊前的每个夜晚，姜维的脑海中都会涌现出各种画面，如同电影连续回放。睡眠质量极差，白天精神状态也备受影响。唯独在绘画时，混乱的思绪才会逐渐平息。
那时，赖圣予与姜维的交集并不频繁。赖圣予2004年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来到北航任教，他比姜维年长五岁，收入不高，在地下室二层租了一个小房间作为画室。
他对姜维的印象停留在一次前往敦煌写生的绿皮火车旅程上。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卧车厢里，学生们聚在一起打牌，赖圣予独自待在包厢中。突然，一个又瘦又黑的男生走进了包厢，他说：“赖老师，我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他是2003级绘画系的姜维，这也是他从高中开始就怀揣的梦想。
▲7月15日，姜维在北京宋庄的家中创作。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姜维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母亲从事保洁工作。赖圣予的第一反应是建议他放弃艺术道路。成为艺术家之路异常艰难，在成为大师之前，必须忍受孤独，保持清贫。“如果家底不够丰厚，最好先找份工作赚取生活费，把画画当作业余爱好。”
姜维似懂非懂地点头。那天晚上，他与赖圣予聊到凌晨一两点，将自己心中的哲学与艺术问题一股脑儿地倾诉出来，希望得到答案。赖圣予心中明白，即便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最终真正从事绘画的人也寥寥无几。眼前的年轻人，可能也无法坚持太久。
后来，姜维的裸奔事件在校内引起巨大反响。学校选择了最大的包容——没有让他休学，也不计考勤，落下的考试可以通过补考完成。
赖圣予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姜维，只是通过他人听说，姜维被确诊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需要终身服药。
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控制，姜维脑海中闪回的画面明显减少。他在宿舍里不停地画画，拿着自己的习作去拜见许多老师，也意外获得了院长的赏识。“姜维，你总有一天会画出优秀的油画。”院长对他说。
那时北航的艺术学科成立不久，尚未开设油画课程。院长便为他开设了单独的课程，教他如何给画布涂抹乳白胶，晾干，并使用砂纸细致打磨。宿舍楼的长廊里，窗户下方挂满了姜维刷好的画布。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让姜维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幻想着毕业后能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