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帝鉴图说》系臣子为帝王编撰之教育读本，蕴含效法先贤圣王，培育圣明君主之愿望，对明神宗朱翊钧的幼年教育确有裨益。及至明神宗年岁渐长，经筵日讲制度自身已难担起培养圣主之重任，张居正施以高压手腕致使明神宗心生逆反，加之夺情事件彰显君权可凌驾于道德之上，此情此景打破了儒家士大夫苦心维系之道德约束君主传统，终令明神宗偏离《帝鉴图说》所寄予之期望。
《帝鉴图说》乃张居正命经筵日讲官马自强等人编撰而成之帝王教本，内含117则故事，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圣则芳规》载录历代帝王励精图治之功业，下卷《狂愚覆辙》剖析历代君主倒行逆施之败亡。书名取"帝鉴"二字，源自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训诲，意在警示幼主引以为戒，助其成长为一代圣君；"图说"之名实，乃为契合年幼帝王而绘制图像，既用图文双重记忆法强化认知，又确保内容浅显晓畅，读来不觉枯燥，足见编纂者之良苦用心。
张居正于《进〈帝鉴图说〉疏》中阐明编纂初衷，期愿皇帝能"视善如师，仰之弥高；察恶若鉴，畏之如烫。每萌一念，行一事，必稽古验今，因人考己。仰高山而砥砺，勿忘克己之志；观覆辙而戒惧，永存后车之思"[1]（201）。然明神宗最终未成尧舜禹式圣君，执政后期怠于朝政，张居正拳拳之心终成泡影。《帝鉴图说》何以未能将君主培养成张居正心目中的贤明之主？
一、明神宗的教育
自明英宗制定经筵仪注以来，明代帝王教育皆采用经筵日讲制度。明神宗十岁行冠礼，出阁受业，未及数月即因明穆宗驾崩继位，可见其大部分学习活动皆在经筵日讲中展开。欲探究《帝鉴图说》实际效果，须将其置于特定教学背景中考察。
明代将宋元时期单一经筵进讲制度，分化为仪式性与实用性两种形式。经筵讲官与日讲官皆特设御前讲席，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举行经筵，然因其讲读次数稀少、仪式化程度高，难达教育宗旨，故日讲制度应运而生，成为有效补充。日讲亦称小经筵，与经筵日讲合称大小经筵。二者存在明显差异："经筵举而后日讲继之，经筵凡十日一举，日讲无日不举"[2]（3560）。首先体现在时间安排上，经筵每月仅于初二、十二、二十二开讲，而日讲则每日举行。其次表现在仪式设置上，经筵流程较为繁复，日讲则相对简便。
至于经筵日讲官选任制度，明代众多名臣皆曾担任此职。明初经筵设知经筵事一职总领事务，由勋臣出任，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记载："故事，勋臣一人知经筵，内阁臣俱同知经筵。后至李文达贤，始以内阁首臣与勋臣俱知经筵。”[3]（174）自李贤起，勋臣与内阁大臣共同担任知经筵事，此制历代遵行。除知经筵事外，另有同知经筵事辅佐知事处理相关事务。张居正曾为裕王府讲官，后隆庆即位，擢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任同知经筵事，协助徐阶（时任知经筵事）管理事务。明神宗登基后，张居正官拜内阁首辅，更升任知经筵事。
早在隆庆四年正月，张居正即上《请皇太子出阁讲学疏》，指出朱翊钧已届八岁，非襁褓幼婴，主张"早一日讲学，多得一日培养之益；迟一年就学，少失一年精进之功"[1]（152），足证其对教育之重视。待明神宗即位时年幼，身为内阁首辅兼知经筵事之张居正，自然担负起督促幼主勤学之责。
隆庆六年八月初八，张居正呈递《乞崇圣学以隆圣治疏》，强调讲筵日讲于国家治理至关重要。虽明神宗正值丧期不便开经筵，但仍可参照弘治末年旧例先行日讲。依张居正建议，明神宗八月即开日讲，经筵待来年春再行。同月又相继上《请酌定朝讲日期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