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一份存折，里面躺着近3.6万元。没料到，当部分钱款兑付后，后续银行却告知“查无此账”。《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河南商丘市中院近日公布了该案二审判决书，维持了民权县法院一审判决，要求银行偿还储户本金及利息，驳回了银行的上诉。存折这一纸凭证，和银行的电子系统，在司法判决前得到了一个明确说法——因系统升级等原因导致数据丢失，是银行自身的经营风险，不该让储户来背锅。
银行核心系统经过多次更新换代，仍有大量老存折、老存单在民间流通。这份判决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案件。
一本老存折缩水记：
20年的拉锯战，从35900元到17900元
1999年5月10日，李某在河南某银行民权支行（以下简称银行或民权支行）开户，账号8888。此后几年里，他经常用这张存折进行存取款。2004年8月24日，他提取了800元，存折上显示余额为35900元，并盖有信用社的章——这个时间点的记录，是本案中非常关键的部分。
但从那以后，李某再去银行取钱，对方不再给现金。李某多次向民权支行的工作人员催款，对方分批支付了1.8万元，但剩下的17900元始终没动静。
到了2026年，李某将民权支行告上法庭，要求返还17900元本金及利息。民权支行在一审时辩称，“不能排除李某的存款被挂失后支取”，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法院没有采信这个说法。3月27日，民权县法院判决银行偿还李某17900元本金，并从2004年8月24日开始，以这个金额为基数，按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
民权支行不服，向商丘市中院上诉，提出的抗辩理由变成了三点：第一，多次核查银行系统，没有找到这个账户的开户资料、存款记录和交易流水；第二，金融机构凭证的最低保管期限是15年，而此案已经超过20年了，客观上不可能保存那么久的凭证；第三，根据金融业务惯例，不能排除李某已经办理挂失支取、销户结清的情况，而且这笔钱很可能就是李某和原信用社负责人胡某之间的私人借贷。
4月30日，商丘市中院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书表示，现在民权支行只拿“系统内查无记录”来抗辩，但银行内部系统数据迁移、保存不完整等风险，是银行经营及管理上的风险，不应该由储户来承担。民权支行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已经支付了这笔款项，所以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西部某城商行一位负责相关业务的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这家银行的三个核心抗辩理由，“可能挂失了”“系统查不到”“保管期过了”，本质上都是在说同一件事，只是换了几种说法——银行自己没能拿出存款已经兑付的反证。从行业角度来看，这暴露了部分基层银行在历史数据迁移、档案全生命周期管理方面的不足。系统升级是银行主动的经营行为，其风险内部化是应有之义，不能成为对抗储户债权的理由。
“系统没有记录”为何不能成为免罪理由：
举证责任倒置中的制度设计
商丘中院在判决中确立了一个清晰的举证顺序：李某提交的老存折，上面有账号、户名、存款和取款记录，并有信用社的签章，这是储户和银行之间储蓄存款关系的有效债权凭证；李某完成初步举证后，举证责任就转移到了民权支行；如果银行主张款项已经被支取或者账户已经销户，那么应该提供相应的取款凭证、挂失记录或销户手续等反证。
这种裁判逻辑并不是商丘中院首创，而是有明确的制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早就有规定：持有人用真实凭证起诉的，如果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者只拿金融机构底单的记录和凭证不符来抗辩，法院就应该认定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该承担兑付款项的义务。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银行的“15年保管期”抗辩，在法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