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陕西文旅部门遭遇网民骚扰的新闻引人关注，起因竟是有人坚持“唐朝根本不存在”。更让人忧虑的是，一些未成年人受短视频平台此类内容的蛊惑，已出现历史认知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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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评论将此视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这个判断固然正确，但更值得深思的是：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标准判断历史的真伪？面对接踵而至的“伪史论”，社会到底需要怎样的认知能力？
答案或许简简单单两个词：理性。历史研究既非信仰，也非立场，而是建立在证据上的学术。不论肯定还是否定历史事实，都必须恪守同一标准——证据。
唐朝是否存在，并非因《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就成立，而是因为已形成完整证据体系：文献记录、墓葬发掘、出土文物、碑刻铭文、敦煌文献，还有阿拉伯、波斯、日本、新罗等文明留下的众多记载，彼此都能相互验证。尽管单项证据有局限，但当多个独立来源相互印证时，可信度便会持续提升。
科学哲学揭示，人类几乎无法获得绝对的“百分之百证明”。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因此真正依赖的，非绝对确定性，而是不断强化的概率确信（或然率）。一个命题若有更丰富、更独立、更能相互印证的证据支持，其成立可能性就更高。这既是现代科学，也是历史学的共同准则。
认识论中有条著名方法论——奥卡姆剃刀原则。当两种解释都可说明现象时，应优先选择假设更少、更能解释更多证据的方案，而非通过不断添加新假设去解释矛盾。
以否定唐朝为例，必须假定数千卷史籍被系统伪造，全国无数遗址、墓葬、碑刻均为后人制造，日本、阿拉伯、波斯等不同文明的历史记录也参与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大骗局才行。这种解释所需成立的前提，数量远超承认唐朝真实存在所需的前提，因而前者的解释力与可信度远逊后者。
事实上，近年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伪史论”，并非只针对中国史。前些年，所谓“古希腊不存在”“亚里士多德不存在”“西方文明系近代伪造”的说法曾在网络广泛传播。如今，又有人开始否定唐朝。表面看，这几种观点立场迥异：一种似在否定西方文明，另一种似在否定中国史。但深入剖析，它们其实遵循同一非理性思维模式。
这些观点的共同点，是未达“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境界，而是先预设结论，再挑选碎片化材料佐证。凡与结论相悖的证据，统归为造假、阴谋或集体欺骗。由此形成的是无法证伪的封闭叙事，而非鼓励开放讨论的学术研究。
这种思维方式的危险性在于，它不会固守某一种立场，而是不断变换角度。今天可以用来否定古希腊，明天就能用来否定唐朝，后天甚至能用来否定任何历史事件、科学发现或公共事实。
互联网时代，每个人质疑权威本就属文明进步。历史学也从来不是不能怀疑的学科，新考古发现、新文献材料确实可能修正原有认知。但独立思考与勇于质疑，绝非胡乱猜测，而应是能据证据不断修正判断，正如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言，“只服膺于一个更好的论证”。
因此我们反对“伪史论”与历史虚无主义，真正要反对的，非具体哪种观点（或否认唐朝，或否认古希腊），而是其脱离证据、无法证伪、以情绪代推理的认知方式。
当下，部分平台算法正不断放大极端观点、情绪表达和猎奇叙事，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培养基本公共理性。唯有理性成为公共生活基石，历史虚无主义才会彻底失去滋生的土壤。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