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敦煌藏经意外现世后，这些珍贵的经卷便陷入了散落的命运。西方探险家的盗取、部分官员的索要以及商贩的倒卖，共同促成了这一局面。20世纪上半叶，李德贻、陈万里、张大千等人遍访甘肃，亲眼见证了那些散落在民间的经卷。
敦煌洞窟
“在兰州的兰山市场，看见一家店铺的云氏，有敦煌经卷一卷，长达一米二，要价高达400元仍无人问津；在张掖王府街，有家古玩店摆放着数卷敦煌经卷，因价格过高未能买下，随后在南街邮局附近的小摊上觅得两册小卷；在敦煌听闻某位绅士藏有唐代褚遂良手书经卷，有意出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敦煌经卷大量流散至甘肃各地。
唐画《白衣观音》
曾有敦煌县令收藏了六七箱经卷，总计大约七八百卷。这位县令卸任后，便开始以此牟利。他离世后，其家人亦以经卷生意为业。直至30年代，据说他家尚存百余卷经卷。这意味着，距经卷首次发现已过去三十载，其流失之严重可见一斑。
甘肃督军张广建个人便获得了七八百卷之多。张广建所藏经卷，其中流入日本三井家族者就有112件。
在私人收藏方面，许承尧的经卷数量最为可观。许承尧，字际唐，曾用过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等室名，是徽州府歙县人。后随甘肃督军张广建出任甘肃省府秘书长、甘凉道尹、兰州道尹、省政务厅长等职。传闻他收藏的经卷逾千卷。
有人估算，当时兰州城内大小官员与古玩行栈所藏敦煌经卷总数高达8000卷。也有人认为，省城内经卷未必达到这个数目。毕竟有些人为凑数，将长卷裁割成数段。但他们判断，即便不是8000卷，三四千卷的数量是有的。
流入民间的经卷多是通过各式交易手段得来，其品质良莠不齐，价格也千差万别。1909年李德贻在安西（今瓜州），正值西北大旱，百姓流离失所，粮食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卷也无人问津，两个馒头便能换一张经卷。
1925年4月5日，陈万里抵达兰州，见证了市面流通的经卷。兰山市场，有长达一丈二的光景的经卷，索价400元，自然昂贵。
国宝的命运往往映照着国家的兴衰，大量经卷的流散，也正是国家命运的写照。我的朋友赵澎涛先生长期潜心于写经书法之研习，对敦煌藏经怀有深厚感情，这个故事便是他亲口讲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