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日本东京，民众冒雨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及自民党近期推行的军事扩张政策。视觉中国供图
5月3日，日本东京，抗议者手持安倍晋三的玩具、高市早苗的画像，以及写有“武器出口 监控社会 走向战争的国家”标语牌，表达对高市早苗政府相关军事扩张政策的不满。视觉中国供图
日本正在罕见地快速推进建立二战后首个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7月24日公布的信息显示，日本政府计划在7月31日设立旨在强化情报力量的“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会议”——定位为“情报活动司令部”的机构，将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预计同日首次召开，着手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指针即“国家情报战略”，并讨论完善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事宜。
从3月13日提交“国家情报局”法案到5月27日参议院表决通过，再到6月3日正式公布，7月24日敲定实施安排，日本此次情报改革在短短4个多月内完成。推进速度如此之快，直至今日，日本主流媒体的报道仍集中在制度设计的技术层面。此次情报体系重组未有专门监督与制衡机构，权力高度集中，引发了国际社会和舆论对日本情报权力集权化、军事化扩张的普遍担忧。
“高市政府较为激进地重构情报体系，其核心逻辑在于大国博弈加剧与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背景下，将情报从传统政策参考工具，转变为强化地缘博弈、加速强军路线的重要手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日本强化情报体系建设，积极推进日美情报合作，将为本就脆弱的中日关系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
“国家情报局”并非凭空设立
日本共同社报道，“国家情报局”是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基础上建立的，承接“国家情报会议”秘书处职能，负责整合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各个部门收集的情报，进行统一分析研判。日本政府计划在夏季最快设立“专家会议”，为明年例行国会提交反间谍法案，同时研究推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项法律要求在日本为外国政府开展游说活动的主体必须备案登记。
“高市政府此次将网络攻击、认知战、外国影响活动以及能源和供应链冲击都归入‘威胁’类别，把情报工作覆盖范围从传统军事安全延伸到经济、科技和社会领域，推动日本安全概念不断扩张。”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奇聪指出，其背后有三重战略意图：一是强化首相官邸对外交、防务和经济安全政策的统筹；二是为所谓“反击能力”、外资审查等政策提供情报支持；三是通过提高本国整合能力，争取在日美合作中获得更多高等级情报。
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长期受宪法“专守防卫”原则约束，但日本政界企图整合情报力量、突破安保限制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便首次试图建立国家级综合情报机构，最终因各情报部门利益纷争、内部阻力重重而搁浅。安倍晋三二次执政后，于2013年、2017年强行推动《特定秘密保护法》《有组织犯罪处罚法》通过，为日本对内管控社会舆论、监控民间动态，对外渲染安全威胁、制造紧张气氛提供了所谓法律基础。
事实上，通过思想监控压制国内社会运动、防止所谓“赤化”思想流入，正是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的核心职能。吴奇聪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谈道，历史上的“特高课”即“特别高等警察”拥有独立侦查、逮捕等强制权力，监控范围从共产主义者逐步扩大到工会、宗教、出版和一般社会运动。此次新设的“国家情报局”隶属于日本内阁，主要职能为情报统筹与分析研判。若直接将其视为“特高课复活”，并不确切，其真正的危险性在于情报活动定义宽泛、缺失政治中立和隐私保护条款等一系列制度漏洞的累积。
“情报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