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春意渐浓之时，南京路以北的浙江路悄然发生着变化。沿街的旧屋被悉数翻新，取而代之的是崭新四层的洋式建筑。其中，宁波路口的一座楼宇尤为引人注目，楼额悬挂着榜书“萝春阁”三字，题字者为“知足主人”，此署名既是茶楼老板，也是这些新洋房的主人——黄楚九。
6月18日，萝春阁正式开门纳客，揭开了新篇章。
黄楚九与偷鸡桥的故事，要追溯到更早的时光。传说中，芝罘路浙江路一带曾是水网密布的河浜，架设着小巧的桥梁，周边点缀着村落。清朝末期，租界修筑道路时，河道被填平，桥梁也随之消失。然而，“偷鸡桥”这个名字却流传了下来，至于它是否是“土基桥”或“斗鸡桥”的讹传，到了1920年代，已经无人能说清了。即便到了四十年代末，这个名字依旧被广泛使用，指代芝罘路浙江路一带。从这出发，沿着浙江路向南，直至南京路湖北路口，清末民初时，这里是茶楼林立之地。比如，路口西北角是永安茶居，西南角有五龙明泉楼和冼冠生开设的陶陶居，东北角则是声名显赫的五龙日升楼。由于这里地处两条南京路、两条浙江路和湖北路的交汇点，因此两座茶楼都以“五龙（云）”为名。1908年，租界的第一条电车线路在路口设站，“日升楼”渐渐成了这一带的代名词。不过，当时的南京路浙江路口远未到福州路的鼎盛时期，沿街的商铺多是传统的两层砖木结构，大多已历经数十载春秋。
1910年代中期，一些广东商人相中了这一路口的发展潜力，计划兴建新式百货公司。这片的地产分散在多个地主手中，比如路口北面是英商德和洋行的产业，先施公司租下西北角十余亩土地，于1917年落成开业。路口西南和先施西侧都属于哈同，永安公司和新新公司相继在此租地建房，分别在1918年和1926年投入运营。到了1920年代，路口的面貌焕然一新，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从那时起，日升楼一带被视为上海人心目中“南京路繁华富丽和热闹的顶点”，据说每天经过这里的人数多达十万人次。
在这片新旧交替中，唯一保留原貌的是东北角的日升楼。但1917年，南京路对面开出一乐天茶楼，1924年，沈大成点心店的分号也搬到了日升楼下（时至今日，沈大成仍在），唯有这间清末就营业的老茶楼，日渐式微。
1918年的偷鸡桥与日升楼，见证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岁月。随着南京路西段的日益繁荣和三大公司的生意兴隆，不时传出让日升楼附近地块改建为新型百货公司或酒店的消息，但始终未见实际行动。当时的人们对这一片密集的老式商铺怀有深厚感情。除了百货公司的时髦商品，这里的茶楼、点心店、栗子摊以及水果烟纸糖食，都极富吸引力。
从日升楼沿浙江路向北走，道路两旁尽是陈旧的房屋，大多是小型商铺，每到夜晚，关门闭户，路灯昏黄，当时的人们这样描绘浙江路偷鸡桥一带的景象：
向为山梁聚集之所。灯火上时，来㖸来㖸之声不绝于耳。不但木林土森视为畏途，即所谓老上海者，亦都掩鼻而过，诚秽地也。
可见，尽管近在咫尺，偷鸡桥和日升楼的氛围截然不同。1929年初，有传言说偷鸡桥一带将进行改造，建成一座新的戏院。到了夏天，消息逐渐明朗，芝罘路牛庄路附近将兴建一座崭新的三星舞台，而改建商铺的事似乎规模更大，将沿着浙江路向南发展，这一系列的出资者据说是上海名流巨商黄楚九。
黄楚九以“艾罗补脑汁”和医药业起家，随后拓展到娱乐和金融地产领域。1920年代，他以大世界游乐场和日夜银行为最引人注目。黄楚九对南京路附近的地产早有布局，1912年，他在日升楼湖北路口创办了上海首家游乐场楼外楼，吸引了大批顾客，后来被更新式的大世界取而代之。之后，黄楚九还与人合资购入附近天津路集益里的地产，那里聚集了众多的钱庄和传统商号。1929年，黄楚九57岁，声望如日中天，偷鸡桥一带的地产投资是他一生中最后的重要事业，坊间说法不一，我尝试用史料还原其始末。
浙江路芝罘路口有一块方正的土地，地主是南浔富商庞莱臣，其中大部分是庞宅。据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