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报人张慧剑在抗战时期及胜利初期撰写过一些笔记，后来将这些笔记汇编成一本小书，名为《辰子说林》。其中一篇题为《一译名之微》的文章记载了朝鲜同志李百拂先生的一段话：
“中日两国立国风格确有显著差异。中华实则泱泱大邦，仅举一例小事，便可看出其对世界友国的诚挚之意，远非浅薄险隘之日本可比。例如，中国对译音字处理邻居国家，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在中国语法中都为懿词，含褒义。日本则相反。德国译为‘独’，意指独夫之国。旧俄被译为‘鲁’，暗指愚鲁；旧俄政府不满，后改译为‘露’，意在诅咒其将在旭日之下消亡，仍是恶名。美国译为‘米’，表面无他，实则暗指可食用之物。蒋先生过去演讲中也曾阐述此意。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外交观念经历了由傲外到媚外，由抚夷局到尊洋馆的巨大转变，可谓两失其宜。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外交风格转为高崇博大，深广平适，诚为正确立国之道，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
这段话若细细推敲则站不住脚，尤其对几个日语国名的理解显然带有刻意丑化之意，只能作为轶事听听即可。由于这是抗战时期的作品，且出自朝鲜志士之口，具有提振自家士气、打击敌人威风的作用，读者应知其用心。笔记类文章，内容往往经不起推敲，不能从字面理解，却如同虚构作品，仍有史料价值——关键在于历史学家如何使用，将其用在何处，说明什么问题。以《一译名之微》为例，其价值不在于朝鲜同志李百拂是否确实说过这番话，或中日两国翻译欧洲各国国名所用的名词是否真有此深意；而在于从中反映出一种社会心态：不论国民政府的外交是否真正体现了“一种高崇博大、深广平适之风格”，至少当时的人们视“诚挚”、宽博为“泱泱大邦”的气象，而非自诩礼仪之邦，却肆意显露“浅薄险隘”的风格。
这段短文还引发了我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汉字为表意文字，非拼音文字，每个字都有其形象和意义。“英”“德”“美”“法”等名词虽源自音译，但本身也是美好字眼。由此联想到一些外国人名，从字面上看，大多翻译得颇为雅致。但这并非一直如此，至少在早期，西方人名、地名的汉译常选用一些怪异字眼，令人一看便觉“夷狄”气息。罗志田老师曾开玩笑，提及“福柯”的名字，说若在19世纪中期，十有八九会写成“腐寇”，且加上口字旁。此言虽可笑，却极有见地。再对比中国台湾译法“傅科”，他便俨然成为华夏正宗后裔。将这两个字与“腐寇”相比，自然是雅得多，且比“福柯”更胜一筹。
作者：张慧剑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年1月
《辰子说林》是民国报人张慧剑（1904—1970）创作的笔记体文集，1946年2月由南京新民报社初版发行，隶属“新民报文艺丛书”系列，1985年岳麓书社再版列入“笔记丛刊”。张慧剑籍贯江苏南京，历任《朝报》《新民报》等报刊副刊主编，有“副刊圣手”之誉。全书收录散文278篇，内容涵盖史事考辨、时局评议和市井轶闻，涉及黄公度诗歌解析、安徒生童话新解、二战战报批判等话题，兼及历史人物特写和民国史实记录。
“一见而知为西名”
明末清初，泰西人名、地名的翻译多由来华天主教士完成（当然也需本土读书人的协助）。彼时他们为自己取的名字多接近华人的叫法，比如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汤”是其教名第二部分 Adam的音译，“若望”是名字 Johann的音译；意大利人“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熊”是其姓氏 Ursis的意译，三拔是名字 Sabbatino的音译。这些名字有几个共同点：一是姓、名分译；二是或取其音，或取其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