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上海上演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富家千金与家仆私奔的事件。消息一经披露，舆论场便炸开了锅。公众的高度关注不断推动着事态的演变，甚至对当事人黄慧如的诸多抉择产生了作用，他们的命运轨迹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千金生下孩子后不幸离世，男仆则被判处两年徒刑。
这件关于男女私情的旧闻虽已过去百年，可个体在舆论风浪中挣扎的困境，在当下社会依然难以磨灭。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其亮的新著《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近期问世。该书以严谨的史学考证，深入探讨了百年前媒体如何推波助澜、法律怎样介入审判、舆论怎样持续推进，同时也生动呈现了一位女性在时代夹缝中的复杂处境。
近日，何其亮教授携手社会文化评论者端木异，在上海古籍书店展开了一场关于这场私奔案的深度对话。以下为此次对谈的概要记述，内容经澎湃新闻授权刊发。
活动现场
所有的心血都围绕着“能动性”展开
端木异：何老师，据了解这部著作源于您的博士论文，历时二十载完成，您在书的后记中提及，这实为“唯一一本写作时情绪受到波动的作品”，研究结束后，“感觉像追完一部漫长的电视剧，心中不免失落”。请问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将博士论文中的这一章节独立成书？
何其亮：二十年或许有些言重了。这项研究始于2003年我准备博士论文时期。最终成书的是博士论文的二部分。我目前所有的学术探索都可以用“能动性”这一核心概念串联。我研究评弹，旨在解析评弹演员在国家干预下的自主行为；剖析新闻报业，关注读者如何发挥作用；后来考察西湖，进一步探索非人类的能动性表现。未来我还会出版一本书，讲述1949年后上海电影工作者在新的政治与时代背景下展现的主体意识与能动性。
《情奔何处》聚焦女性能动性的探讨。研究过程让我对黄慧如有了更多全新的认识。以前写作时，我常感到困惑，因为她想法转变极快，起初坚决与家庭决裂，坚定选择与陆根荣在一起。后来呢？她变得动摇、反复、后悔，甚至怨恨，决心与陆永不相见。期间她也曾渴望独立，后又反悔，与母亲彻夜交流后，产下孩子留在医院，最终回到上海。
如何理解她的能动性？她不断改变，始终在自食其言。曾经我难以解开这个谜团，直到深入探讨人的主体性问题时，才意识到主体性始终处于不断妥协和抗争的动态过程中。能动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必须存在明确的意图才构成能动性？比如，若一个人是独立个体，他在各方面会表现得非常独立？还是说，即使没有预设意图，只要行动了，就能体现能动性？这一疑问是在写作《人民的西湖》时才逐渐明晰的——效果往往比意图更显重要。石头、泥土、水、细菌，这些物质怎能有意图呢？但只要它们行动起来，改变了周围环境，就具备了能动性。
同理，黄慧如或许最初并未深思熟虑，或许想好又再次反悔。但只要她付诸行动，就对世界、社会及周围的人产生了实际影响。这些影响未必是她预想到的，但她的存在感得以彰显，这就是所谓的能动性。这是我二十年来不断通过写作深化思考，终于厘清了若干曾纠结于心的议题。某种意义上，我仿佛为此付出了二十年。
黄慧如
端木异：这个观点非常深刻！能动性让我联想到当下网络上的热议话题，“文学是否只是言不由衷的装饰”，如果一个人的言行自相矛盾，人们就会质疑其真诚度。那么，能否称黄慧如为真诚之人？事实上，直到今天，许多人对她仍存有疑虑。我又想起文学研究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诚与真》中讨论过类似问题，他认为对写作与人格“一致性”的追求是近代才产生的观念，可以说文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表演。但如果一个人表演得像位英雄，他就是英雄。探究其本质，其实并无必要。
何其亮：这恰似一句英文谚语所言，如果它看起来像老鼠，听起来像老鼠，闻起来也像老鼠，那它必定是老鼠，但无需纠结它是否具有老鼠的本质属性。
端木异：对。对黄慧如的诸多批评，以及当前社交网络上的某些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