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在崛起，却始终触碰不到那扇门。” 这句话并非出自中国网友的戏谑，而是印度学者对自己国家现实的直白评论。《印度快报》网站曾刊文，作者为金达尔全球大学教授，本国学者评价本国，言辞格外犀利。剑桥历史学家布伦丹·西姆斯在其著作《大国的回归》中，创立了一个新词汇——“准大国”。他将印度与法国、德国、日本相提并论，指出这些国家虽具备大国雏形，却距离真正的大国地位仍有一段距离。此言虽看似委婉，实则意味深长。
印度的人口数量堪称世界之最，达到14亿。其GDP总量也跻身全球前列，位列前六。然而，若细看人均GDP数据，则不足3000美元。而相邻的中国，人均GDP约为印度的四倍。
更令人咋舌的是制造业方面的差距。世界银行的数据为证：中国贡献了全球约30%的制造业产出，印度则仅占3%稍多。一个3%，一个30%，两者相差整整十倍。以货币价值衡量，中国每年产出的工业制成品超过5万亿美元，印度则仅约5000亿美元，差距高达九倍。
莫迪于2014年执政时，“印度制造”的口号喊得震耳欲聋。设定的目标也颇为宏伟——计划到2025年，将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从15%提升至25%。十年光阴荏苒，2025年的目标非但没有达成，该比重反而从2014年的18%左右一路下滑至14.3%。
十年不变的口号，却带来了反向的结果。二十年前，这一比重还接近18%。时光流逝，曲线却持续下坠。
究竟缘何如此？印度错失了一个关键发展机遇。2001年至2010年间，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最为迅猛的十年。期间，高速公路建设、港口扩建、电网铺设以及大学扩招等一系列举措推动了产业从纺织服装向电子、机械、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升级。十年之后，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从大约32%攀升至几乎40%。
同一时期的印度呢？土地改革推进迟缓，劳动法争端持续二十余年未能解决，基础教育经费始终投入不足。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非 but 未提升，反而从约16%下降至13%以下。
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产业结构却提前经历了“去工业化”——直接从农业迈向软件外包和服务业。这条路或许让一小部分精英获利，但对于十多亿普通人而言，却意味着生计的艰难。有人称印度拥有“人口红利”，拥有14亿人口和全球最年轻的劳动力。听起来似乎不错。
但人口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红利。教育需将人转变为劳动力，产业需将劳动力转变为生产力，而基建需将生产力转变为效率。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无法实现真正的红利。
印度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大约为56%左右。这意味着接近一半的人口，尚不具备现代产业所需的技能水平。
每年有1200万新增劳动力涌入市场。制造业能吸纳多少？数量有限。大量年轻人最终流向了低效的农业和零工经济。农业就业人口仍超过40%，但其创造的GDP仅为15%左右。
一方面是年轻人急切等待机会，另一方面是产业对人才的承接能力不足。基础设施建设同样问题重重。印度人均用电量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笔者在访问新德里时所见，富庶地区空调彻夜运转，而邻近村落的孩子们夜晚仍在煤油灯下学习。
港口效率、铁路货运能力与中国相比，差距显而易见。物流成本约占总GDP的8%。工厂能否稳定运营，货物能否准时送达，都是金钱的代价。
谈及供应链，苹果、富士康、三星等企业相继在印度设厂。社交平台上时常流传“中国制造业正被印度取代”的说法。
然而，若仔细拆解一部在印度组装的iPhone，便会发现真相。《金融时报》科技记者帕特里克·麦吉一语道破：一部iPhone包含大约1000个零部件，这些零部件的加工、制造、激光焊接、成型、蚀刻、组装等工序，都必须借助中国那庞大而高效的工厂网络完成。工序完成后，产品才被运往印度进行最后的组装。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款iPhone能完全堪称“印度制造”。屏幕、芯片、摄像头模组、精密零部件等关键部件，至今仍主要依赖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供应。印度在其中的角色，终究是拧螺丝、贴标签等简单工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