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雅琳
多年以来，我将作家年谱当作一种参考工具。可陈奇佳的《夏衍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改变了我的看法。
夏衍生于1900年，卒于1995年，他的一生几乎占据整个20世纪，他的事业深深交织在中国与世界、启蒙与救亡、革命与改革等关键历史议题里。他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多彩，工作范围极为广泛，实在难得一见。
陈奇佳是研究夏衍的专家，曾和导师陈坚合著《夏衍传》，近年更发掘出数百篇夏衍未曾面世的文稿。《夏衍年谱》里，他以极大的耐心和确凿的资料，按年月顺序，描绘出夏衍的非凡一生。读者能察觉到，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直到生命终结，夏衍总是承担多个角色，同时进行数项工作。他是创作者，在话剧、电影剧本和报告文学领域成就斐然，比如原创话剧《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作品改编的电影剧本《春蚕》《祝福》《烈火中永生》，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包身工》等；他是翻译家，从1927年至1934年，以日译两千字的勤奋，翻译出大量进步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引导中国青年走向革命；他是评论人，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以“电影小组”负责人的身份撰写众多影评，主动发声，建立了左翼电影阵地；他是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接受周恩来指示主编《救亡日报》，既要解决经费问题，又要每日撰写社论，让这张报纸成为后方重要的文化据点；他更是文化领域的党内重要负责人，对文化联合战线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他还参与党的秘密战线工作，解放战争期间策反多名国民党高级官员，也曾协助从香港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因此，在书后记里，陈奇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衡量谱主漫长、灿烂、复杂、多元的人生历程时”，是否能够“不虚美，不隐恶”？
假如说，文集是一座由作品堆砌而成的丰碑，传记是一条不断延伸的精神纽带，那么，年谱则是一张纷繁复杂的事件网络。为了编织这张网络，首先，必须要有连接的技巧。作者从曹禺、郑振铎、郭沫若、田汉、叶圣陶、阳翰笙、巴金等人的年谱和日记中寻找出许多夏衍相关的信息，既提供了理解夏衍的不同角度，也描绘出历史中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其次，还需要分辨的才能。在形形色色的材料中，如何找到那些与作家生平、创作历程、社会交往密切相关的活动？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怎样确定哪种说法更贴近事实，或者干脆让不同的说法并存、相互参照？这既需要历史家的见识，也需要文学家的笔触。
《夏衍年谱》的历史家见识留待读者自行感受，至于它的文学家笔法，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夏衍年谱》对于哪些事件应详细记述、哪些应简略处理，都经过精心考量。在描述夏衍创作的话剧和电影剧本时，该书不仅给出内容简介，还常以简洁实在的语言介绍相关背景、阐明作品价值，但不会有过多抒情或赞美之词。可是，在提到1962年8月夏衍会见印尼电影代表团时，该书却增添了一个插曲：代表团访问上海期间，团长谈到自己看过很多夏衍编剧的电影，阳翰笙则回应说夏衍的故乡杭州出产龙井茶，“欣赏夏衍的作品，像在龙井茶里加了一颗橄榄，品起来是淡淡的甘甜，微微的苦涩，清醇、悠长，回味无穷”。印尼朋友也表示有同感。阳翰笙的评价，也暗示了作者对夏衍艺术风格的看法。对这个细节的巧妙运用，也让该书在密集的历史事件中，展现出如同夏衍电影风格那般恬淡、悠远的笔意。
通过《夏衍年谱》呈现的事件网络，读者还会看见，在20世纪中国，文学和政治、经济联系得如此紧密。1934年，夏衍组织重新剪辑进步电影《桃李劫》，既是为了提升其艺术水准，也是为了解决左翼电影阵地电通公司的经济困境。抗日战争时期在桂林多次演出《一年间》，实现“宣传与经济的双赢”，成功为《救亡日报》募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