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鞋城：包税人与一个中国北方小镇的兴衰 （1906-1950》，田毅、赵旭合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372页，59.00元
"中国的秘密不在宫墙之内，而在广阔的大地上。"《红鞋城》以此为题开篇，不仅奠定了微观史的基调，还精准地捕捉到了中国近代史的核心矛盾：帝王与国家最关心的，无非是土地之上"几物可税、几人可役"。在黄河"几"字弯上的塞外小镇红鞋城，包税人成为了揭开这一千年谜团的钥匙。
在中国基层治理的语境里，"税"从来不单是经济收支，更是权力的毛细血管。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与基层政权演变，始终交织着财政税收和资源汲取的主线。从晚清的财政危机、近现代军阀割据的军事征发，到1949年后的国家整合，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的分税制改革，国家如何在广袤的乡村社会中识别资源、确立汲取渠道并维持基层秩序，成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议题。
田毅与赵旭早些年在《他乡之税》记录了1976年至2006年间一个北方普通乡镇"平城"的财税变迁。在《红鞋城》中，他们重现了1906年至1950年间萨拉齐县一个塞外小镇的征税权承包史，尽管时代不同，但在财政汲取、中介代理与基层政权建设的深层逻辑上，始终存在某种结构性连续性。在这部《他乡之税》的"前传"中，看到的不仅是北方小镇的兴衰，更是一部关于财政如何塑造国家、劣质税收如何扼杀时代发展的社会科学标本。
田毅、赵旭合著《他乡之税》
国家内卷化：经纪体制的"劣币逐良币"
在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经典的华北农村研究中，"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核心概念，被用来阐释乡村中权力结构和社会联系的具体形态。他认为，清末乡村存在着"保护型经纪"与"赢利型经纪"的竞争。前者由地方乡绅担任，属于代表并致力于维护社区及民众利益的中间人，利用威望缓冲国家汲取和协助国家治理；后者则是纯粹的利益掮客，力求利用职权获取最大利益。
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红鞋城》的故事始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背景是晚清新政财政压力向下传导引发的社会危机。在萨拉齐厅大庙前，地面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成百上千的农民如潮水般涌来，将大庙团团围住。清廷面临巨额庚子赔款与洋务、新政开支的巨大缺口，急需挖掘新的税源。萨拉齐厅同知屠义将大庙征用为"土地丈量分局公所"，试图通过清丈土地来实现加税，却引发了暴动。
晋人走西口垦荒，形成了"有地无纳粮"或"大亩"（实际面积大于纳税地租面积）的传统默契，官民本相安无事。然而，当国家试图以强制性工具将地亩数"卡实"并加税时，这种默契彻底破裂。大庙原本是供奉河神的公共空间，这一神圣自治空间向国家征税所的性质置换，更激起了走西口移民集体的本能抵制。
屠同知登上高台大声"开导"，暗中计划弹压，却遭遇了由同盟会会员、八卦掌武师吴英秘密串联的各乡保甲、会首和"粮头"等地方实力派的暴力抗议。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砖石如雨"般砸向高台，三间庙房被瞬间拆毁，清丈官四散奔逃，官府公所被迫关闭。这场抗税暴动表明，在帝制晚期，当国家行政权力直接侵入乡村最基础的生存利益时，乡村社会在地方精英组织下，会爆发出极强的自我保护与暴力拒税力量。
在大庙暴动的前一年，红鞋城正面临着长达三年的黄河决口水患。屠同知却只出口舌，斡旋请地方的"四大名人"出头筹资筹工打坝。这一时期的红鞋城士绅精英，展现了典型的"保护型经纪"特征：商绅侯大红不仅是红鞋城第一大户，更是吴英的徒弟，习武仗义，地广粮多。为了挽救土地和村庄，他几乎拿出了家中所有的存粮和现钱，甚至在连续三天三夜的抢险中泡在水里，以"裸体打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