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考古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与考古学文化研究形成研究互补，共同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随着区系类型学的提出与实践，中国考古学在物质文化史的编年研究方面实现了显著进步。80年代，伴随着辽宁喀左东山嘴、秦安大地湾F901等遗址的发掘，学术界直观感受到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水平，以苏秉琦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深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1985年10月，苏秉琦在辽宁兴城就《文明与文化》《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等主题进行报告，将区域类型学拓展至文明起源层面，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同年11月初，他在山西侯马“晋文化研究会”上表示，晋南的研究状况与辽西并无明显区别，探索本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称这是自“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提出以来，中国考古学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1986年7月，苏秉琦发表《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从物质文化史的编年研究逐渐深入到文明的整体认知，这一系列事件促使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方向发生转变。
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转型具体完成于何时？根据赵辉先生的学术史考察方法，考古学研究体系涵盖获取资料的技术、信息系统化处理的方法、阐释历史事件及过程的三个层次（图一）。当研究对象发生变化时，相应的研究方法、技术及理论也可能随之调整。
图一 考古学科研究体系的三个层次
［摘自《文物世界》2021（2）］
1984年，夏鼐先生将考古学定义为“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貌为目标”，突出了古史探索的学科本质。90年代初，苏秉琦撰写三篇重建文章，将对古代文明的探索推进至古史重建的深层目标，关注从猿到人、从氏族到国家的演进历程。苏秉琦还强调，“一部史前史，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又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该性质决定其必须是多学科综合成果，需借鉴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及技术手段，并指出考古学家需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做出思想观念及工作上的转变，这些认识证实考古学在这一阶段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技术均发生变化。
从物质文化史的编年研究到文化、文明乃至社会与史前史，考古学探索的路径是什么？聚落考古为此提供了方案。作为一种方法，聚落考古在欧美诞生初期虽以文化史框架中的考古学文化功能解释为定位，后逐步被明确为社会组织研究的重要途径。
1946年，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基于维鲁河谷调查，在1953年出版聚落考古经典著作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liru Talley，系统展示了聚落考古的调查和研究方法。深受其影响的书光直先生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大量探讨聚落考古，70年代陆续发表多篇代表性论著，将聚落考古定义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解释。
审视国内聚落考古的早期发展，苏联考古思潮产生较大影响。1954至1957年，西安半坡遗址采用全面揭露的发掘方式。1955年，在夏鼐先生指导下，三门峡水库区河南、山西、陕西三省间的14县文物普查发现278处古代遗迹，并建立包含24要素的调查记录体系，涵盖遗址堆积年代、地理环境、景观等要素——这些均属于现代意义的聚落要素，包括地点、地区号、隶属、位置、海拔、地理形势、面积、文化深度、附近水域、土质、农作物等。
